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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上）

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思考著權力如何與繁榮相關的問題。其實，早在1340年左右，意大利的城市國家斯伊納（Siena）共和國的領導人就委托藝術家創(chuàng)造了兩幅壁畫，壁畫的主題就直接涉及這個問題。由安布魯吉奧·勞倫扎蒂（AmbrogioLorenzetti）創(chuàng)造的這兩幅壁畫，占據(jù)了整個斯伊納九人統(tǒng)治委員會的議事廳，壁畫的題目分別是《壞政府的寓言》和《好政府的寓言》。壁畫為奧爾森在《權力與繁榮》一書中所要探討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早期的而又簡化的看法。

在勞倫扎蒂的壁畫中，壞政府是由一位暴君的肖像所代表的，他坐在斷壁殘垣前，主持邪惡墮落的政務：殘暴、背信、欺騙、狂躁、分裂、好戰(zhàn)、貪婪、驕傲以及虛榮如此等等。圍繞著暴君形象的是各種各樣的掠奪行為，例如戰(zhàn)爭、犯罪和對正義的踐踏，它們均以中世紀公共藝術特有的戲劇和服飾表達手法表現(xiàn)出來。相反，在墻的右邊，有個共同的善的形象，主持著諸如以智慧、和平、正義、信念、仁慈、高尚以及和諧為代表的好政府的事務�！逗谜�府的寓言》里面的人物形象分成值得注意的兩組。一組是士兵與囚犯，而他們的左邊則是一群政務官員。這兩個次要場景涉及的主題在奧爾森的書中得到特別的注意，其核心問題就是權力的運用及在這一運用過程中市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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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府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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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政府的寓言

與好政府的壁畫相聯(lián)的是兩個畫面，即好的城市和好的國家。這兩幅畫面展示了在成功的治理安排下出現(xiàn)的繁榮景象。在好國家的壁畫中，農(nóng)民在富足的土地上忙碌著，毛驢載著谷物在小山上悠閑地走著，它們的目的地則是好城市壁畫中繁忙的市場。好城市周圍則是載歌載舞的人們，街上熱鬧非凡，建筑物富麗堂皇。這些壁畫對展示當時斯伊納共和國內部的治理狀態(tài)很有意義，但是委托做這些壁畫的政權在1355年由于瘟疫和查理四世的外部威脅以及內部的利益紛爭而崩潰了。斯伊納的發(fā)展立刻停頓了，但是它為我們保存了一個很豐富的中世紀生活的博物館，同時向我們揭示了善治的脆弱性。

在這些壁畫之后的636年，一位新聞記者的問題促使奧爾森去追問為什么在壞政府崩潰以后不會出現(xiàn)經(jīng)濟繁榮呢？勞倫扎蒂用壁畫回答了這個問題，而奧爾森則以經(jīng)濟學學科的訓練與理論創(chuàng)新，用一生的時間在追問公共與私人繁榮的根源。本書就是奧爾森對這些問題的一個回答。

奧爾森認為經(jīng)濟成功要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要有對所有人都穩(wěn)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財產(chǎn)權利和公正的契約執(zhí)行權利，另外一個必要條件是沒有掠奪行為。他注意到，這些條件以及由之而來的最好的經(jīng)濟效果，在那些制度能夠使權威性的決策服從全局而不是狹隘利益，以及權利得到完全尊重的民主國家中，出現(xiàn)的可靠性最大。奧爾森指出，這些制度安排揭示了政府經(jīng)濟增長的類型。在小集團或者孤立的市場中，可能有契約的強制執(zhí)行以及財產(chǎn)體制，而需要增長的復雜市場的發(fā)展則不能沒有政府。沒有民主政治制度的約束，就很難發(fā)展可信的財產(chǎn)或者契約執(zhí)行體制。

奧爾森在對這個結論的研究中，予以蘇聯(lián)及其后繼國家特別的關注。但是這個結論同樣適用于許多還沒有達到經(jīng)濟繁榮的地方。就如勞倫扎蒂的壁畫所清晰表達的，奧爾森看到了壁畫背后的東西，因而去問為什么有些政府能夠提供支持市場成長的公共物品而有些政府則抑制了繁榮的出現(xiàn)。

勞倫扎蒂壁畫中內容的反差涉及的其實是治理的結果問題，但是關于后共產(chǎn)主義的辯論常常把國家與市場看作是不能比較而不是互相補充的兩個東西。這種觀點對歷史上反市場的蘇聯(lián)來說也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奧爾森指出，它對我們理解那些國家在促進繁榮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地方卻是沒有幫助的。

后共產(chǎn)主義國家經(jīng)濟崩潰程度的差異，以及經(jīng)濟恢復速度的不同，與國家的強度以及國家如何運用權力有很大關系。外部投資和國內投資的水平，新興私有公司的增長以及其他轉軌措施的運用，取決于國家提供基礎制度以及克制自己掠奪行為這些因素。如果法院不能可靠地執(zhí)行合約，或者法官不能強制執(zhí)行合約，或者國家及其官員與私人投資糾纏在一起，那么國家就是短命的。雖然這個普遍的結論很容易就能做出來，但是奧爾森對政權的類型以及治理與影響增長的制度之間互動的特殊性還是給予了非常縝密的分析。

在寫完本書的草稿之后，奧爾森創(chuàng)造了一個概括何種政府可以獲得繁榮的詞語。他認為，一個政府，如果有足夠的權力去創(chuàng)造和保護私有產(chǎn)權并去強制執(zhí)行合約，而且受到約束不去剝奪這些個人權利，那么這樣的政府就是“強化市場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如何提供強化市場型的制度安排確實是個包羅萬象的問題，例如，從適當?shù)姆ㄔ汉秃霞s執(zhí)行，到政府財政活動的管制或者教育的開放，等等。奧爾森的強化市場型政府所強調的這些問題確實是現(xiàn)在許多國家所面臨的重要問題。

在經(jīng)濟活動中能夠說明強化市場型政府重要性的一個特殊例子是資本和信用市場，這些市場對制度的敏感性引起了奧爾森的注意。奧爾森問道：為什么在許多國家，技術和制度允許成萬億的資金跨國界流動而在國家之內金融資本的流動量則非常��？當然，銀行和銀行管制的信息，以及資本市場運行的信息是完全公開的，而且實際上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也能夠得到這些信息（大量的美元被捐助于專家和地方官員的培訓，以幫助他們掌握更充分的資本和信用市場方面的知識）。就如奧爾森對其同事所指出的：

“在最繁榮的國家，資本市場、保險以及衍生產(chǎn)品和期貨貿易量是如此之大和重要，以及資本的密集性和大規(guī)模的公司生產(chǎn)是如此廣泛，以致這些國家的政府必須創(chuàng)造更多的市場而不是壓制或者取代市場。這些政府的全部影響顯然在于增加從市場以及貿易中獲益的范圍。為什么一定要是政府呢？……有自由至上主義傾向的學者們有時認為合約可以在私人意義上得到強制執(zhí)行。但是我們知道實際上，通過引入競爭性機構，通過私人手段來強制執(zhí)行財產(chǎn)權利這樣的辦法會引起沖突。其實，依靠私人強制機構履行合約的經(jīng)濟甚至可能會失去使空間場所市場（spot market）賴以存在的和平秩序……繁榮的經(jīng)濟需要強化市場型政府的存在�！�

奧爾森在生命最后的幾周時間將觀察集中到1997年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和馬來西亞的金融危機問題上。當然，已經(jīng)有很多的文獻描述了引起這次金融崩潰事件的原因，但是，有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我們確實可以在奧爾森所強調的強化市場型政府中發(fā)現(xiàn)其在金融崩潰深度上的差異以及這些經(jīng)濟體恢復步伐上的不同。

得出政府可以在擴大或者強化市場上發(fā)揮關鍵作用這樣的結論，使我們面臨更進一步的挑戰(zhàn)。即使我們可以清楚地思考到底什么是強化市場型政府，但是你又該如何對此了解更多呢？從某些方面看，奧爾森所認為的尊重權利的民主國家不會去采取掠奪性的政策，并且能夠提供穩(wěn)定的個人權利，這可以使我們首先不必去爭論到底怎樣才能獲得一個尊重權利的民主國家這樣的問題。當今成功的國家所采用的各種方法并沒有向今天的改革家們提供很多我們本來希望的特殊指導方法。同時，奧爾森常常指出，各種各樣成功增長的范例說明，你可以從中發(fā)現(xiàn)很多錯誤的方法，或者不完全正確的方法，但是這類增長仍在繼續(xù)著。不過，所有長時間持續(xù)增長的地方都擁有奧爾森所強調的基本的東西。因此，理解改革可以發(fā)生的方法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很重要的挑戰(zhàn)。

當然，解釋制度變遷的一個方法來自于對那些當權者激勵動機的考慮。奧爾森在本書中的大部分努力都與各種政權何以能夠在財政激勵上提供更好的增長制度有關。他還解釋了與專制者有關的老化與繼承問題對激勵水平的影響。盡管存在這樣的先決條件，但是政府的自利因素只對制度是如何產(chǎn)生出來的問題提供了部分的解釋。為了說明自利的因素，奧爾森在很多地方都指出，導致變遷的一個必然機制就是增加對來自政府內外的精英分子的了解。關于制度與集體行動邏輯的研究、互動、訓練以及觀念的傳播就是非常必要的。

有很多機會可以使我們把經(jīng)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運作因素結合起來考慮問題。在蘇聯(lián)模式的崩潰或者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在印度尼西亞的后續(xù)危機）這樣的動蕩過程中，有很多可以不在常理途徑上解決問題的辦法。那種以近似民主的方式來合并權威的努力最主要的是需要有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波蘭的改革家萊茨克·鮑斯若威茨（Leszek Balcerowicz）把出現(xiàn)這些機會的時期稱為“非常政治運動的時刻”（moments of extraordinary politics）。

關于好的制度怎樣才能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不獨是發(fā)展中國家或者轉型國家的問題。因為即使是民主國家也會出現(xiàn)有利于狹隘而不是更共容利益的現(xiàn)象（當然這比專制國家要弱得多），奧爾森因此對政府行為的一般結果持一種悲觀的看法。這本不是他的描述風格，因為他從個性上講是個精力充沛、對自己的理解力非常自信的人。但是他認為，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即使在民主國家，特別是在穩(wěn)定的民主國家——對我們政府所推行的許多狹隘政策存在理性的無知現(xiàn)象。他論述道，那些長期保持穩(wěn)定的社會會受到來自狹隘的特殊利益勢力的傷害。在缺乏革命或者其他危機的環(huán)境下，怎樣才能完成更好的制度建設呢？對此是不存在唯一的答案的，但是對我來說，似乎那些削弱制度安排力量的挑戰(zhàn)更平常地發(fā)生在有更公開的公共辯論與政治過程，更獨立地進行研究，以及更易于感受新技術或者來自外部或相關國內市場危機壓力的地方。

我個人對美國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經(jīng)驗的理解是，良好的關于經(jīng)濟績效的制度基礎的科學知識，在增長過程中可以起到關鍵的作用。就是說，是良好的科學研究力量的支持，而不是其他依靠理性的政治力量，對經(jīng)濟增長起著重要的作用，那些缺少科學研究智力支持的國家，只會出現(xiàn)對經(jīng)濟增長不利的壞的政治。例如，美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成功地解除了對交通運輸?shù)墓苤�，就得益于�?jīng)濟成本和制度機制方面信息的改善，這些信息對徹底打破高昂的得到完全保護的交通政策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在尼泊爾，最簡單的事實就是商業(yè)許可證的頒發(fā)時間成本很高，而行賄卻可以使許可證頒發(fā)的時間從幾年減少到幾天。制度設計的詳細知識在轉型后的俄羅斯和取消種族歧視的南非是非常有用的。例如，俄羅斯所出現(xiàn)的效率低下且不對稱的聯(lián)邦結構，就不僅與初始經(jīng)濟資源分配有關，也與對憲法設計、私有化機制和選舉過程的選擇有關。這種看法對今天的印度尼西亞也有極大的價值。如果有一天中國也可以進入我們的話題的話，那么這就將涉及人類五分之一人口的福利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奧爾森希望本書以及其不同的側重點可以對我們理解這些問題有所幫助。

對那些擁有堅固的不受影響的制度安排的地方——無論是非洲或者南亞一直貧困的國家，還是那些盡管相對比較富裕但是已經(jīng)僵化的民主國家——而言，因為認識的進步從而導致巨大變化的機會可能都會被抑制住。但是這正好強調以下問題的重大意義，也就是我們需要信息的增加以及對這些信息成本的分析，并通過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把這些分析結果傳遞給精英，進而通過精英傳遞給有影響的政治力量。然而，這只是我們的觀察。那么，奧爾森所沒有發(fā)展的并且現(xiàn)在需要其他學者發(fā)展的理論問題是什么呢？如果讀者是一個來自貧困國家的試圖找到解決貧困方法的投票者，或者是一個帶有偏袒性集團的成員，或者是一個政府官員，那么他從這個看法中可以得到哪些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呢？奧爾森理論所告訴我們的以下一些問題將一直是奧爾森死后人們辯論的焦點：

向更加強化市場型政府的過渡是如何開始的？特別是，政權內部的激勵因素會出現(xiàn)什么樣的變化？

如果我們知曉更多的關于改革的進程的話，我們會對改革的次序也有不同的思考嗎？

不同的強化市場型制度適合不同發(fā)展程度的國家嗎？

地區(qū)和全球市場的一體化對更好的地方制度有什么要求？隨著全球化的進行，更好的制度會有重要意義嗎？

何種類型的沖突或者其他重要因素會影響特定的制度？

在不考慮國家層面的基本制度安排的情況下，底層或者地方規(guī)劃項目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私人的自我調節(jié)在促進強化市場型服務方面存在什么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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